今年以來，共建“一帶一路”繼續展現出強大發展韌性，向高質量發展邁出堅實步伐，經貿合作也取得新成效。

貿易投資基礎持續鞏固。從貿易看，規模穩定增長，結構不斷優化。上半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的貨物貿易額6.89萬億元，同比增長9.8%，高于貨物貿易的整體增速7.7個百分點。從投資看，雙向投資都保持了較快增長。上半年，我國對沿線*非金融類直接投資801.7億元，同比增長23.3%；沿線*對我實際投資559.5億元，同比增長23.7%。

互聯互通關系全面深化。上半年，我國在沿線*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2777.2億元，同比增長11.5%，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中老鐵路等一批重點項目有序建設運營。中老鐵路累計發送旅客1640萬人次、貨物2100萬噸，雅萬高鐵開始聯調聯試，匈塞鐵路匈牙利段全面進入鋪軌施工階段。上半年中歐班列開行8641列、運送貨物93.6萬標箱，同比分別增長16%、30%。

“與‘一帶一路’沿線*的經貿往來更加緊密，離不開在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方面的持續發力。圍繞‘五通’，主動開展工作和創新合作模式，*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在接受《貿易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共建“一帶一路”已成為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規模*的國際合作平臺。在美歐*實施“去風險”的背景之下，與“一帶一路”沿線*的貿易投資規模穩步擴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得到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水平大幅提升，經濟聯系日益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新能源汽車在“一帶一路”沿線*備受青睞，今年上半年，我國新能源汽車對沿線*的出口增長了163.3%。劉向東表示，當前，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環保，節能減排已經成為世界課題。在此形勢下，“一帶一路”沿線*紛紛增加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產品的進口。

他進一步分析道，我國新能源汽車走俏沿線*源于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車制造方面具有完備的產業鏈、穩定的供應鏈和優勢，從而使新能源汽車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得到了東盟等沿線*民眾的認可，新能源汽車可以很好地滿足當地民眾特別是青年人消費升級的需要；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車出口并不僅僅是開拓相關市場，而是積極參與輸出產能，拉動當地經濟和增加就業，從而有效突破了燃油汽車海外原有的生態體系，增強了區域和全球汽車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穩定性。

促進經貿規則標準“軟聯通”，RCEP對15個成員國全面生效，我國積極推進并舉辦—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與厄瓜多爾也簽署了自貿協定。同時，我們還積極拓展新興領域合作，與6個*簽署了8個涉及到綠色發展、數字經濟、藍色經濟以及電子商務、服務貿易等領域的合作備忘錄。劉向東表示，我國正在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商簽自貿和投資保護協定，進一步提升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簽定高標準的雙邊或多邊自貿協定，建設覆蓋“一帶一路”沿線*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等途徑，為更廣泛開展貿易投資合作和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礎。

劉向東說，與此同時，與沿線*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開展高水平合作，鼓勵企業利用“一帶一路”倡議等形成的各類開放平臺，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增強與沿線*互聯互通的效應，不僅惠及沿線*民眾福祉，還為增強對外貿易投資的韌性提供更加有力支撐，持續助力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穩步擴大。

的二報告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談及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背景下，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經貿合作的走勢，劉向東認為，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僅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而且已得到沿線*的廣泛認可。與沿線*的經貿合作擁有堅實的互利共贏的基礎，不會因全球化逆風而改變航向，反而通過合作模式創新，能有效對沖外部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挑戰，通過互利互補合作，能持續推動與沿線*經貿合作走深走實。的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的生產制造能力將是與沿線*持續開展互利合作的基石，能夠通過挖掘與廣大沿線*的內部需求，實現更大的規模經濟發展，大幅提升雙多邊合作的經濟效率。與沿線*互利共贏的累積效應，將隨著時間的拉長而逐步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來。

為穩步推動“一帶一路”經貿的合作發展，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建議，促進互聯互通，提升貿易、投資、金融和基礎設施的合作能級，持續深化傳統基礎設施項目合作，擴大同周邊*貿易規模、鼓勵進口更多商品，吸引多邊開發機構、發達*參與共建“一帶一路”項目投融資活動，健全多元化投融資體系，繼續擴大三方或多方市場合作，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強化風險防控，及時預警、定期評估海外項目風險，加強海外利益保護、國際反恐、安全保障等機制的協同協作；統籌發展與安全，以開放促發展強安全，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增強綜合實力。加快對外投資電子證照推廣應用，提升數字化管理和服務水平。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加強風險提示預警，持續規范企業海外經營行為，指導企業有效防范化解境外風險。完善對外投資保護和救濟機制，有效維護我國海外利益安全。